近日，央行對外發表工作論文探討人口問題，引發大眾熱議，央行動作頻頻，釋放出不一樣的信號。

　　蔡昉近日的公開表態或許“道破”了近期央行系列舉動背后的邏輯：人口問題與中國經濟發展聯系緊密，尤其是人口峰值的到來，或對中國經濟的需求側產生嚴重影響，中國將次面臨因人口結構變化而產生的“需求側”沖擊。如果不及時有效干預，很可能會讓中國經濟重蹈日本等國已經出現過的“經濟停滯”覆轍。

　　蔡昉還從另一個維度指出，從數據看，青少年在上學到參加工作的這段時間，支柱消費支出是多的。因為家長更愿意在孩子身上多花一些錢去改善他們的教育和生活。因此，當孩子占人口的比重越強，其對消費的貢獻就越有可能反彈。

　　作為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部門，央行承擔著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，維護金融穩定的職責。不過，央行近日的舉動頗有“跨界”的意味。先是委任人口問題專家蔡昉為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，近日又對外發表工作論文呼吁“全面放開生育，不要再猶豫觀望已有政策效果”，此番“跨界”之舉引發了大眾的熱議。

　　不過，蔡昉近日的公開表態或許“道破”了近期央行系列舉動背后的邏輯：人口問題與中國經濟發展聯系緊密，尤其是人口峰值的到來，或對中國經濟的需求側產生嚴重影響，中國將次面臨因人口結構變化而產生的“需求側”沖擊。如果不及時有效干預，很可能會讓中國經濟重蹈日本等國已經出現過的“經濟停滯”覆轍。

　　中國總人口峰值或在2025年到來

　　需求側次面臨沖擊

　　蔡昉上周五在“金融風險防控高峰論壇”上指出，當前我國老齡化與少子化同時出現，讓中國老齡化進程進一步加快。我國或在2025年達到人口峰值，即將再次面臨人口結構的重要轉折點。

　　“總人口的下降會直接產生需求不足。”蔡昉表示，人從出生下來就是消費者。但當總人口下降時，比較優勢下降，出口、外需都會下降。而經濟增長速度下降也意味著不需要過多投資，投資貢獻度也將有所下降。就中國而言，當總人口數量達到峰值之后，需求側的沖擊將進一步加深對供給側的影響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中國在2010年時已經歷過一次人口結構的重大轉折，即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達到峰值后逐年下降。這次轉變主要對我國的“供給側”產生了沖擊，中國“人口紅利”消失，制造業比較優勢下降、出口減少，對經濟增長速度造成了一定的影響。

　　不過，上一輪的“人口紅利”消失主要導致了勞動人口短缺，帶來了工資成本提高，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下降。為了應對勞動力短缺，一些產業開始以機器替代人工，但過度替代則造成了投資回報率的下降，終導致中國的增長能力下降。

　　“這一次沖擊的將是 ‘需求側’，是的挑戰。”蔡昉認為，當前中國的消費已經出現了動力不足。一方面，老年人的消費能力和意愿都不強，就業人群本應是消費主力，但因為撫養孩子及贍養老人壓力較大等原因，消費力也出現下降，加之這部分人群是承擔社會保險的主力，產生了一定的消費抑制。

　　需求側干預不及時 潛在GDP或提早回落

　　今年2月份的調查失業率為5.5%，是2020年8月以來的高值。蔡昉認為，從短期因素看，中國從疫情中正在迅速恢復，但從失業率上看，還有一些制約經濟恢復的因素。他稱：“經濟能否增長要看消費，而有消費才能有生產，有生產才會有就業。其中，消費是這一循環關系中的關鍵點。”

　　而從長期看，如果對人口結構帶來的需求側沖擊干預不及時，可能會對中國經濟造成更為深遠的影響。

　　“2025年本來是人口的峰值，在這之后會發生需求的沖擊。如果中國不能很好的從疫情中復蘇，特別是需求側的復蘇無法實現，可能危機就會提前到來。”蔡昉認為，如果無法達到復蘇效果，很可能讓中國潛在GDP增速提前回歸世界發展的均衡水平。

　　實際上，每個國家都不可能永遠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，GDP增速終會回歸到世界發展的平均水平。但是中高速增長的時間長短，與這一國未來經濟發達可以到達水平成正比。如果提早回歸均值，則可能意味著這一國經濟將面臨長期停滯狀態。日本經濟曾一度與美國比肩，但終經歷了“失去的二十年”，業內學者普遍認為，與其沒有處理好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沖擊有關。

　　蔡昉指出，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必須在2050年之前都高于世界水平，才能保證我國在未來趕超發達國家，成為中等發達國家。“但如果在2050年之前回歸均值，那么就意味著促進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會被延滯。而需求側制約了經濟的發展，就有可能導致我國的潛在增長提前回歸均值。”

　　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課題組近期發表論文指出，我國潛在GDP增速自2010以后出現趨勢性下降，進入了由高速增長向中速增長轉變的經濟新常態。“十四五”期間（2021-2025年），我國潛在GDP增速預計在5.1%-5.7%之間，總體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。而當下世界平均水平約為3%以下。

　　鼓勵生育為要應對之策 時機不可錯失

　　打蛇打七寸，問題抓重點。無論是蔡昉還是央行工作論文，都認為解決消費問題才是解決未來經濟發展的關鍵，而需求側的問題核心的就是“人少”，因此鼓勵生育才是頭等大事。

　　此前央行工作論文中預測，中國總人口數量在到達峰值之后，人口結構將成“倒金字塔”形狀，老年人占比繼續增加，少兒和勞動人口占比繼續減少。這意味著我國未來凈消耗的老年人口占比逐步上升，加上少兒人口占比，可能接近凈產出的勞動人口占比，社會總消耗逐步上升，這將拖累經濟增長。

　　蔡昉也從另一個維度指出，從數據看，青少年在上學到參加工作的這段時間，支柱消費支出是多的。因為家長更愿意在孩子身上多花一些錢去改善他們的教育和生活。因此，當孩子占人口的比重越強，其對消費的貢獻就越有可能反彈。

　　蔡昉認為，老齡化不僅體現了老年人的消費現象，實際上在有工作能力前、就業人群、老年人群這三個階段都表現出來了。“這意味著老齡化進一步加深，2025年之后人口負增長，就必然帶來一個新一輪的沖擊，而沖擊的特點是需求側，所以我們及早認識需求側可能也會出現一個新常態，可能會有利于我們未雨綢繆。”

　　老齡化意味著凈消耗，少子化意味著沒產出，那很自然的應對方法就是儲蓄。放開和鼓勵生育，是勞動力的儲蓄；儲蓄和投資，是資本和產出能力的儲蓄；完善養老體系，是財富的儲蓄；教育和科技進步，是生產率的儲蓄。

　　央行工作論文將鼓勵生育放在了要位置，并建議要切實解決婦女在懷孕、生產、入托、入學中遇到的困難，讓婦女敢生、能生、想生。蔡昉也認為，改變和降低生育、養育及教育的成本，是中國年輕夫婦目前面臨的直接制約因素，我國應該從這些方面入手解決生育問題。

　　與此同時，蔡昉也指出，對老年人來說，提高其勞動參與力、社會保障水平，讓這一群體既能夠成為經濟增長的貢獻者，又能成為經濟增長中分享者，力爭讓中國經濟不至于提早回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