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我演講的主題是“2021全球經貿格局變遷的危和機”。

　　一、當前全球化進入下半場，

　　系統性風險顯著上升

　　個問題，當前全球化進入下半場，系統性風險顯著上升，這是近幾年我一直講的一句話。

　　其中一個隱含的判斷就是，過去幾十年我們所熟悉的全球經濟貿易增長的黃金期結束了。

　　我們先看一下當前的世界經濟形勢，我自己的判斷是今年和明年全球經濟顯著好于預期，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仍沒有擺脫困境。

　　IMF(國際貨幣基金組織)預測今年世界經濟增長率將達到6%，是40年以來的，明年世界經濟增長率會達到4.4%，也顯著高于1990年以來世界經濟3.74%的年均增長率。

　　因此，我們就有一個基本的判斷，今明兩年世界經濟形勢顯著好于預期。

　　世界經濟一步步走出新冠疫情的沖擊，走向恢復性增長的主要引擎是兩個國家。

　　一個就是中國，中國抗擊新冠疫情的表現可以說舉世矚目，去年我們是保持經濟正增長的主要國家，增長2.3%。

　　今年，IMF(國際貨幣基金組織)預測中國經濟增長率將達到8.4%，政府目標則是保持在6%以上。也就是說，今年中國經濟將保持6%—8.4%的增長。

　　這是一個很寬的經濟合理區間，用意是什么？用意就是以歷史性消除貧困為標志，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標志，高速增長的階段收官了，高質量發展的階段開局了。今年我們說得多的一句話，叫開局。

　　因此，政府不希望從中央到地方，企業到個人，延續過去40年高速增長的觀念、行動。而把我們的發展轉變到高質量的目標上來。淡化對經濟增長速度的追求。

　　對于中國經濟走出新冠疫情，我心里想得多的一句話就是，保持戰略定力。因為上一次國際金融危機，2008年底中國宏觀杠桿率是142%，經濟基本面是世界上很健康穩健的。后來宏觀杠桿率上升到280%，出現了很多矛盾和問題。

　　那么應對新冠疫情，我們能不能夠保持戰略定力？這是對決策的一次考驗。

　　這次，我們可以看到，中國經濟走出新冠疫情沖擊，我們的宏觀杠桿率穩中有降，我們的經濟刺激力度是世界主要國家中小的。

　　我們用行動證明，在新冠疫情導致全球經濟深度衰退的情況下，我們保持了戰略定力。

　　因此，我說2021年，我們為未來三十年的現代化建設新征程開了一個好局，起了一個好頭，開始一步一步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增長。

　　世界經濟還有一個火車頭，就是美國。IMF(國際貨幣基金組織)預測，今年美國經濟增速將達到6.4%，明年是3.5%。美國是世界主要國家中經濟刺激力度大的。

　　因此人們就在想，在這樣的經濟刺激下，未來會怎么樣？

　　人們越來越多地觀察到一個現象：世界宏觀經濟政策的組合正在從嚴格反通脹、讓市場機制發揮決定性作用，轉向就業優先、增長優先，也就是全球的宏觀政策對通脹將有更高的寬容度，對財政赤字將有更高的寬容度，對市場和企業行為將有更嚴厲的監管。

　　從1934年羅斯福新政、1936年凱恩斯革命，到1979年轉向嚴格反通脹，轉向讓市場機制發揮決定性作用，現在全球宏觀政策又開始向另一端擺動。

　　因此，不僅是中國經濟收官與開局，恐怕全球經濟、全球政策、全球戰略，也會發生長周期的收官與開局。

　　那么，我們的企業家是不是也要完成企業發展戰略的收官與開局呢？

　　全球經濟新時代到來，我們想知道它會有什么樣的新特點。因此我就問自己，今明兩年全球經濟、全球貿易恢復性增長的態勢會持續嗎？

　　判斷這一問題有三個基本事實：全球化收縮是一個基本事實，全球貿易投資減速是一個基本事實，全球產業鏈、價值鏈、供應鏈格局重塑是一個基本事實。

　　這三個基本事實就告訴我們的企業家，1990年以來全球化帶來的世界經濟黃金增長期結束了。

　　所以在這種情況下，用國家的話來講，我們的國際環境將經歷“百年未有之大變局”。

　　什么叫“百年未有之大變局”？百年前曾經發生過什么？發生過1870年—1913年的全球化，發生過第二次工業革命，發生過當時的霸權國家英國、法國由盛而衰，當時的新興大國美國、德國由弱而強。

　　后實力對比、較量的結果就是百年前人類社會經歷了大蕭條、貿易戰、全球債務鏈斷裂，后就是兩次世界大戰。

　　因此，領導人在前年G20大阪峰會上說了一句重要的話：“避免因一時短視而犯下不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。”

　　我們說全球化到了下半場，那么全球化上半場有什么特點呢？

　　全球化上半場有三個推動力：一是開放，越來越開放；二是市場化，越來越市場化；三是創新，越來越充滿了科技革命和其他各方面的創新。

　　后帶來了兩個變化：一方面，我們的世界越來越像生活在一個相互依存的地球村；另一方面，帶來了世界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。

　　因此，從十六大以來，國家一直對國際環境有一個重大判斷，就是我國發展正處于“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”。

　　中國擴大對外開放，我們就能夠搭上全球化這班車，就能夠進入發展的快車道。

　　剛才我講到，上半場的故事結束了，現在到了下半場。全球化從上半場到下半場的轉變，很大程度是由于全球化有三個短板，到目前為止解決不了。

　　個短板，全球化帶來了一個開放的、市場化的、創新的世界，但是它沒有帶來全球化失衡的再平衡機制。

　　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，凡是全球化時代，由于全球失衡日益嚴重，后都會導致貨幣危機、金融危機、經濟危機高頻率發生。

　　這一輪全球化的收縮是以2008年的危機為拐點。我們看全球人均GDP增速，1990年到2000年，平均增速是3.3%。2000年到2007年，平均增速是7.1%。2008年到2019年，平均增速下降到了1.9%。

　　因此我們可以看到，一個開放的、市場化的、創新的世界，卻沒有一個宏觀調控和長周期經濟再平衡的機制，危機是必然的。

　　第二個短板，全球化缺少一個能夠保證全球經濟公平包容性發展的內在機制。

　　上一輪全球化的后期，從推動自由貿易轉向保護主義的，是當時全球化的主要旗手——英國。這一次反對自由貿易，反對全球化的，也是這一輪全球化的主要旗手——美國。

　　我把這叫做“全球化悖論”，即率先推動全球化的國家，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，因全球化紅利分配不公而終轉向貿易保護主義。

　　美國這次大選中展現出來的社會矛盾和沖突、種族矛盾和沖突，后歸結到一句話，美國老百姓對全球化的紅利被少數人拿走了不滿。他們認為，自己不是全球化的受益者，而是受害者。

　　因此，他們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會反對全球化。為什么全球化走不遠？因為全球化時代增進了本國和世界的效率和福利，卻解決不了本國和世界的公平和公正。

　　第三個短板，全球化沒有能夠解決實力對比帶來的大國沖突、地緣政治的對抗。

　　上一輪是英國、法國和美國、德國的對抗，這一輪是中國和美國的對抗。

　　有這三個短板，新冠疫情僅僅是后一根稻草，壓垮了全球化。

　　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們就面臨一個問題，當前的國際環境還是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“重要戰略機遇期”？如果是，我們繼續擴大開放。如果不是，我們可能就要收縮開放。

　　后國家給出的判斷是大變局中危和機同生并存，提出的對策是危機中育新機，變局中開新局，做好自己的事情。

　　現在的中國，是繼續推動新型全球化，繼續推動新型貿易投資，繼續推動全球產業鏈、供應鏈、價值鏈合作。

　　怎么推動？比如浙江、杭州給出的回答，就是數字賦能，推動數字的全球化；服務賦能，推動服務的全球化；綠色賦能，推動綠色的全球化。

　　領導人在G20大阪峰會上還講了一句話：“應避免落入沖突對抗的陷阱。”

　　有哪些陷阱？

　　

 

　　一是修昔底德陷阱，歷史上16個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的沖突，其中有12個走向了戰爭。

　　二是薩繆爾森陷阱，中國的技術進步、產業進步、貿易進步會動美國的核心奶酪、核心產業、核心優勢。美國為了捍衛自己的核心利益，要跟中國打科技戰、貿易戰。按照薩繆爾森陷阱的說法，沖突對抗是不可避免的。

　　

 

　　因此，我們就要思考一個問題：我們強大了，對世界是機遇還是威脅？

　　我們今后的發展，不搞贏者通吃，不搞零和博弈，不搞以大欺小，以強凌弱，我們要和發達國家建立一個更高層次的互補性結構。

　　我大限度不動你的核心奶酪，你同樣也不能動我的核心奶酪。我們錯位競爭，差異化發展。我尊重你的努力，你也要尊重我的優勢。

　　我們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要建立共享型發展模式。如“一帶一路”的發展中，有我們的一份，有東道國企業的一份，還有美歐第三方合作的一份。

　　我們的企業家走到哪里，就會給哪里帶來機遇、機會和發展。

　　我們新發展階段的新開局，不但要推動新型全球化前行，新型貿易投資前行，新型產業鏈、供應鏈、價值鏈前行，而且我們的企業家還要創造一個不同的發展模式，給世界帶來合作發展的機會，構建利益共同體。

　　這是我想談的個問題。

　　二、全球貿易投資減速，

　　產業鏈供應鏈格局重塑

　　第二個問題，我想談一下，全球貿易投資減速，還有全球產業鏈、供應鏈、價值鏈格局重塑，給我們的企業家可能帶來的危和機。

　　我們說國際貿易投資現在面臨新的挑戰，我問了自己三個問題：

　　1.國際貿易還是拉動經濟增長的引擎嗎？

　　上世紀90年代至金融危機爆發，全球貿易增長率是全球GDP增長率的1.5倍—2倍，開放是增長的重要引擎。金融危機后到2019年，全球貿易增長率只有全球經濟增長率的0.5倍。

　　從這個角度來講，國際貿易增長的黃金時期結束了，不管我們愿意不愿意，貿易保護主義上升了，以鄰為壑上升了，貿易的利己主義上升了。

　　2.改革開放40年，我們所熟悉的國際工序分工格局還會繼續下去嗎？

　　國際工序分工格局就是一個產品不同的工序和環節，在全球不同的地方完成，形成產品內分工的全球布局。這就必然帶來中間品貿易大發展，帶來了很多新生貿易機會。這種格局和趨勢還會繼續嗎？我相信會發生重大變化。

　　3.貿易保護主義還會持續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嗎？

　　我相信會。

　　1870年到1913年的全球化，從19世紀后期英國就開始告別自由貿易，轉向保護主義，英國當時由盛而衰的一個重要原因，是它完全忽視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產業和技術，資本密集型的產業，電氣化和內燃機。

　　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產業和技術面前，英國、法國完全沒有辦法和德國、美國競爭。打不過別人怎么辦？保護自己。

　　當今世界也會是這樣一個時代。1990年以來美國經濟出現了空心化，綜合實力下降，國內貿易保護主義盛行。

　　但是，全球化時代造就的相互依存的開放大勢仍會持續下去。我們的企業家正在努力推動跨境電商、數字貿易、服務貿易、綠色貿易、離岸貿易和新型市場采購貿易等貿易自由化便利化前行。

　　那么產業鏈、供應鏈呢，剛才我們講的國際工序分工，一個產品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完成，我們還可以做到零庫存，及時供貨。

　　我們腦子里想的只有效率、時間和掙快錢，我們想過新冠疫情嗎？新冠疫情走到哪里，哪里就要隔離和中斷。

　　我們想過中美貿易摩擦嗎？美國對中國輸美產品加征25%的關稅，其中60%打的是在中國投資的外商企業，打的是過去40年在中國形成的美歐產業鏈、供應鏈、價值鏈。我們想過逆全球化嗎？

　　全球化浪漫的時代結束了。

　　在全球化收縮，全球貿易投資減速，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下，我們可以觀察到兩種完全不同的趨勢。

　　

 

　　① 一方面，全球產業鏈、供應鏈、價值鏈的鏈條越來越短，越來越本地化、區域化，越來越強調供應鏈安全和本國利益優先，越來越意識形態化的趨勢。

　　② 另一方面，全球供應鏈的鏈條越來越短，但是數字賦能使它更有彈性和韌性，服務賦能使它更能夠滿足定制化的需求、小批量需求和多樣性的需求，綠色賦能使它越來越低碳環保。

　　

 

　　而它帶來的機遇是什么？看看95后、00后、10后，他們的需求和我們有什么不同？

　　我們會發現新生代孩子們的需求是要個性，要多樣性，要主觀體驗，要全球視野。我們要精準滿足這些新的消費、需求、投資、產品、市場。

　　我們的每一個企業家，要意識到舊時代的黃金期結束了，新時代的墾荒期到來了。危和機，實際上都在我們每一個企業家的手中，就看你愿不愿告別過去輝煌的時代，迎接未來不確定的新時代，來滿足95后、00后、10后新的需求痛點。

　　誰能滿足新生代孩子們的新需求，誰就能夠占據世界競爭的制高點。想滿足新生代孩子們的需求，只有中國的創新大腦是不夠的，我們需要全世界的大腦。

　　在這種情況下，全球的產業鏈、供應鏈、價值鏈正在發生顛覆性的變化。過去有國際大三角分工格局，美國和歐洲的生產網絡為世界提供市場、技術和關鍵零部件，中東和亞非拉為世界提供能源、資源，東亞為世界提供勞動力和制造。

　　但是時代變了，新冠疫情以后，會出現全球需求東移，全球供給東移，全球創新東移，全球服務東移，全球資本金融、貨幣合作東移的新格局。

　　今年開局講“三新”：新發展階段、新發展理念、新發展格局。

　　新發展理念是講創新要成為動力，協調要成為內生特點，綠色要成為普遍形態，開放要成為必由之路，共享要成為根本目的。

　　新發展格局的句話，就是國家在新時代確定了國內大循環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。今后中國的發展不但靠自己的需求和消費，而且會給亞洲提供新訂單，給世界提供新需求、新動力。

　　因此我預測，可能今后東亞再也不是為世界提供勞動力和制造了，而是為世界提供市場、訂單、需求、動力，因此進口和過去40年不一樣。過去40年出口重要，未來進口重要，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我們今后發展的根本目的。

　　要讓人民的生活更美好，那么我們創造的蛋糕就不能更多地用于積累、投資、創造更大新蛋糕，而是要讓老百姓更多地分享新蛋糕。

　　我經常在想，提高老百姓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、提高老百姓消費占GDP的比例、提高老百姓對未來生活的滿意程度是下一步當務之急，迫在眉睫。

　　新發展格局的第二句話，就是要“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”。

　　我自己會講三句話：深耕東亞、東南亞；深耕“一帶一路”；深耕美歐第三方合作。

　　新發展格局的第三句話，就是要“培育新形勢下參與國際合作競爭新優勢”，也就是中國如何發展來為世界創造機遇，創造利益共同體、命運共同體，創造一個更開放的世界經濟。

　　中國會給世界創造需求，創造供給。

　　創新格局東移，我們只要看一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《2020全球創新指數報告》，它的一個重要判斷：全球的創新格局東移是新趨勢。因為50%以上國際專利來自亞洲，越來越多的國際專利是用漢語、日語、韓語寫的。

　　服務的東移，我們只要看一看去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全球，其中78%的外資到中國來都是發展服務業。過去70%以上的外資到中國來是發展制造業。

　　當我們講高質量發展，什么叫高質量發展？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，就是要用強大的生產性服務、研發服務、技術服務、設計服務、資訊服務、專業服務、人才服務，用一流的商流、物流、資金流、信息流、人才流來提升傳統的制造業，也就是我講的數字賦能、服務賦能、綠色賦能。

　　東亞生產網絡再也不是過去那種血汗工廠的生產網絡，亞洲生產方式再也不是那種靠汗水驅動的生產方式，創新會成為主題詞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我們要構建全球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區網絡。

　　國外的朋友就會問：你們的新發展格局是不是和世界主動脫鉤的行為？國內的朋友就擔心：我們會不會內卷化？對這些問題我的看法是不爭論，看事實。

　　看未來的中國市場開放是不是越來越大，看中國未來的制度開放是不是越來越大，看中國未來的創新開放是不是越來越大。

　　我們可以跟國際合作做指標體系、統計體系、政策體系、評價體系、政績考核體系，來看事實是怎么變化。

　　我們去年簽訂了RCEP，東盟+中日韓+澳大利亞、新西蘭，在過渡期結束以后我們90%的貨物貿易零關稅。中國和日本現在的零關稅比例是8%，過渡期結束以后將達到90%。

　　去年領導人在APEC會議上宣布中國積極考慮加入CPTPP。CPTPP的零關稅比例高達99.5%，其規則標準號稱是當今世界的。

　　那中國的態度是什么，我們要與世界標準的國際規則、管理和標準相銜接。

　　什么叫改革開放，這就是行動，這就是意愿。

　　領導人關于中美關系還講了：合作是中美兩個大國正確的選擇。我的看法是，兩個大國戰略的競爭不可避免，壞的場景就是脫鉤，不管是部分脫鉤、選擇性脫鉤還是針對性脫鉤。

　　好的場景就是斗而不破，不管什么問題，包括政治和意識形態都要相互尊重、斗而不破。

　　兩個大國的戰略競爭會是中華復興重大的機遇。

　　我們的企業家將習慣在兩個大國競爭和沖突中間來成長。核心問題是三個：

　　

 

　　① 誰能夠吸引、培養和留住一流人才；

　　② 誰能夠培育一流的基礎研究、應用基礎研究、開發和試驗研究，誰能夠造就一批一流的大學、科研院所、共性技術平臺，誰能夠培育一批一流的企業；

　　③ 誰能夠建立一流的現代金融和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，專業服務和高端服務體系。

　　

 

　　這兩個大國就像跑馬拉松一樣，我們就看5年、10年、30年，看著看著，在座的企業家就開始步入500強，開始步入創新，開始步入全球化的行列。

　　三、構建新發展格局

　　2020年是收官之年，2021年是開局之年。我們的企業開始步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，貫徹新的發展理念，構建新的發展格局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創新是我們發展的動力。

　　我用一個指標——“研發強度”看中國，就是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占GDP的比例。

　　中國有三個完全不同發展階段的板塊，創新驅動板塊、投資驅動板塊和資源驅動板塊。

　　在創新驅動板塊中有6個省市，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廣東、江蘇、浙江，研發強度高于OECD的平均水平，高于“富國俱樂部”的平均水平。

　　我預測，未來10年廣東累計創新經費投入將超過4萬億，長三角累計創新經費投入將超過8萬億，形成創新策源地。國家制訂了基礎研究十年行動方案，推動從0到1的原始創新突破、從1到10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，從10到N的科技成果轉化。

　　在鼓勵創新方面，“十四五”推出的政策比美國1980年推出的“拜杜法案”走得更遠。而當年美國的“拜杜法案”在很短時間把美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率提高了10倍。

　　中國今年開局重要的突破口就是創新。如果講風口，這是未來大的風口。

　　國家制定基礎研究十年行動方案，決心在“十四五”未來五年把基礎研究的占比從6%提高到8%，我相信“十五五”將提高到10%，“十六五”將提高到12%，“十七五”將提高到14%，“十八五”將提高到16%，

　　中國會用20—25年把我們的大學、科研院所、創新驅動企業提高到世界主要國家的水平。這趟車你們怎么搭上，對企業是一個重大機遇。

　　另外，國家現在有一個新的戰略：西部陸海新通道，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。

　　我自己對這個戰略的期待是北部灣港口群、海南洋浦港口和粵港澳大灣區及湛江港口，并且通過中歐班列貫穿新亞歐大陸橋，形成中國大西南、大中南、大西北的開放天空，開放信息，開放陸海新通道。

　　我相信這個戰略會改變中國西南、中南、西北地區，會成為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，尤其是推動區域城鄉社會協調發展、共享發展的新增長點和增長極。

　　看一看西南機場群，成都、重慶、昆明三大機場群，今后它們的航空旅客吞吐量將超過2個億人次，貨運吞吐量將進入加速增長期。

　　在這個過程中，無論對國內還是國際企業家而言，都是開辟充滿了機遇的新天地。

　　另一個方面，浙江要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。過去40年我們創造了一個世界奇跡，即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兼容，解決了十四億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。

　　未來30年，我們將創造另一個世界奇跡，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夠實現共同富裕，這是一個難度遠大于過去四十年的世界級挑戰。因此，企業家們不僅要掙錢，更要有社會責任。

　　粵港澳大灣區推動高質量發展，過去我一直有一個擔心，即其成敗的重要標準之一，就是能不能縮小珠三角地區與粵東、粵西、粵北的發展差距。

　　現在廣東規劃了5個都市圈，其中廣州都市圈有廣州、佛山、肇慶，3個富裕地區，還有云浮、清遠、韶關，3個粵北生態區，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。

　　我們看到廣東5大都市圈富的地區和窮的地區開始建立利益共同體、責任共同體、命運共同體，開始制定指標體系、統計體系、政策體系和評價體系，開始探索走向共同富裕的發展道路。

　　今后的考核不只是你的效益能做得多好，更重要的是公平能做得多好。對我們的企業家來說，一個新的階段開始了。

　　謝謝大家！

　　*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，不代表筆記俠立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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